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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2年7月5日上午，由长安街读书会、研究出版社有限公司、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主办的《晚夏殷商八百年：大历史视野下的早中国时代》新书发布暨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民俗学会首席顾问宋兆麟、中国史记研究会会长张大可、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王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高江涛、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吴晓东等与会嘉宾，以“探源中华文明 畅谈晚夏殷商八百年”为主题，分别从历史、文献、民俗等不同角度，对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成果的宣传、推广和转化等进行了解读。

中国史记研究会会长张大可先生对李琳之《晚夏殷商八百年：大历史视野下的早中国时代》等“史前中国三部曲”给了高度评价，认为“李先生带头开创了一个把考古历史转化为人文历史的先河。他创作出上古时代三部曲，就这个价值来说，怎么评价都不为过，这是他的一个伟大的创造。”但他同时也指出了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不足之处。（张大可先生这个发言，“琳之说史”将在10月21日全文刊出，敬请关注。）

下文是作者李琳之对张大可先生质疑的答复。

尊敬的张大可会长：

首先请允许我对您的莅临指导，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研讨会时间紧张，只给了我5分钟解答诸位专家质疑的时间，未能对您的问题全面回答，所以我只能在会后，认真解答您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您说：“我看你前言，你是把西方和中亚、西亚青铜时代挂钩的，但是你在叙述时说大禹时候就有青铜了，这是矛盾的。”

这个说法其实并不矛盾。出现青铜和进入青铜时代是两个概念。甘肃省临夏州东林县林家遗址曾发掘出一把距今5000年左右的青铜刀；甘肃西北部的缸缸洼和火石梁还发现了两处青铜作坊遗址，里面都有炉渣、铜矿石和木炭。发掘者认为这是一出青铜铸造作坊，青铜生产可能始于公元前 2135 年，并持续到公元 700 年；

在中原，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中期核心宫殿建筑夯土地基内曾出土了铜盆口沿，距今大约4100年，晚期地层单位出土了铜铃、铜齿轮、铜环、铜盆口残片和铜蟾蜍片饰5件器物，距今4000～3900年。这5件铜器，均系红铜铸造。这暗示中国冶金史上可能存在一个红铜铸造阶段，是为青铜时代的前身。

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大禹建立夏朝的时间是距今4070年前后，正处在中国已经有了青铜和红铜但还没有进入青铜时代的时期。

李琳之著，研究出版社，2022年6月

第二个问题，您说“注释放在章后注，费篇幅且对读者意义不大，我觉得要变成页下注。”

如果从纯学术意义上讲，我同意您的看法。当初之所以这样做，是考虑到了读者的需要。因为我写这几本书的目的，不仅仅是给搞学术研究的人看的，更主要的是给一般读者看。根据我多年的出版工作经验，一般读者一看到页下注，就会有一种敬而生畏的感觉，表面上过于学术、过于专业，会影响他们的阅读兴趣，所以，我在同责编商榷后，才决定这么做的。事实上，这种章后注的方式，在当今图书出版中也屡见不鲜。

第三个问题，您说“早中国和前中国我看不懂。这个‘早’和‘前’有什么区别。早就是前，前就是早。早要是解释为早期，那不如叫早期比较明确。你说个早中国不明确……这本书起头在哪里？司马迁从黄帝开始，司马光从战国开始，他不往前走。所以我们中国一代一代写，改朝换代，叫断代史。因为它是自然断线，一个王朝自然断开。如果我不从这个断线写，必须有个理论，你这个理论在哪里？”

您提出“早”“前”问题，我觉得是我俩对“早”和“前”两词的意义理解不同。

我以为，早一般是指一个阶段的早期，前则是指这个阶段尚未开始的时候，换言之，是某一阶段开始之前。我将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1046年划分为前中国时代、元中国时代和早中国时代，是根据考古学上的两个标准来划分的。

一是“最早中国”诞生的时间。考古界一般认为，襄汾陶寺遗址就是最早的中国。由于现在新闻出版禁止书名用“最”一类词语，我就以“元”来替代，元者，始也，元中国就是开始的中国。元中国时代之前呢，自然是前中国时代，是“最早中国”孕育时期；元中国之后，就是早期中国；

二是酋邦—古国—王国—帝国的认定和划分原则。一般认为，酋邦是比部落发展更高一级，但还没有出现国家强制机器的社会组织结构；古国是已经具备了国家形态，但还处在比较原始的国家初级阶段。古国也称为邦国，就是考古学意义上的城邦时代。城邦时代不是酋邦时代，而是古国时代；古国向前发展是王国，就是“国上之国”——各诸侯国之上还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但各诸侯国都有自己相对独立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权力；王国进一步发展就是帝国，帝国的显著特征是绝对的“大一统”，原来的诸侯国制被郡县制所替代。

从这个意义上讲，距今6000～5300年，中国大地还处于酋邦时期，这个阶段在整个中原还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城址，大约在距今5300年时，中原才出现了第一座城址，那就是郑州西山古城。但郑州西山古城城内面积只有2. 5 万平方米，城内也没有发掘出象征古国的文物和遗迹，还属于酋邦时代。

这个时候，南方的良渚文化迅速崛起，良渚古城也稍后开始筹建，至距今4500年时，良渚古城建成并投入使用。良渚文化和良渚古城的形成，意味着中国大地开始进入古国早期阶段，而至距今4300年时，良渚古国灭亡，中原的陶寺城址开始崛起。陶寺文化和陶寺城址的崛起意味着中国进入了古国晚期阶段。到距今3800年时，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崛起，其显著特征正是“国上之国”，也就是说，二里头文化已经是一个王国的政治实体了。

按传统观念，夏商周都是王国，但从考古意义上来说，只是到了夏晚期，也就是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国才进入所谓的王国时期。所以，我没有按照传统的夏商周断代原则来书写我的著作，而是根据考古学关于古国、王国划分的标准，将晚夏殷商这八百年放在了一起。

李琳之著，商务印书馆，2020年9月

在我的上古史体系中，晚夏、殷商和周代都是都是王国封建时期，属于早期中国时代。但由于晚夏殷商同周代相比，在封建意义上完全不同，是早晚两个不同质的发展阶段，所以，我将晚夏殷商这个早期中国的早段称为早中国时代，属于我的独创，或许有考虑不周之处。这个问题，我在《元中国时代》 “前言”和《前中国时代》《晚夏殷商八百年》两本书的“后记”中都有说明。

如果从我“上古中国时代”系列三部曲来讲，我的开头是黄帝时期；如果单从《晚夏殷商八百年》这本书来说，我的开头是二里头遗址的崛起，也就是晚夏时期。

第四个问题，您说“公元前2413年往上推，公元前2530年，黄帝就起始于这一年。那我们今天呢，按照科学讲，黄帝他是个时代，符合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这个时间概念。黄帝时代是城邦，邦就是国家。它应该是古国时代。那么王权（国）时代，夏商就是王权（国），照你这个写法，西周就是帝国了。”

您这个说法同许顺湛先生、李伯谦先生是一样的，也是传统的观点，我们以前讲的中华文明五千年，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但是，从现在考古学揭示的场景来看，距今5300～4300年，文明的几个要素，尤其是国家形态，在中原地区还没有出现。而且这个阶段的考古学文化也无法同炎帝、黄帝、太昊、蚩尤等族群联系起来，彼此无法对应。

这个问题困惑了我很长时间，后来有一次看到中国人民大学的韩建业教授在用距今6000年的半坡文化和后岗一期文化等揭示逐鹿之战场景的论文时，我的眼光才由此推到了距今6000～5300年这个阶段，并从中一一找到了炎、黄、蚩，以及太昊、少昊、颛顼等族群上下左右对应关系及彼此之间的互联关系。

黄帝还处在酋邦时代，颛顼和帝喾大约同良渚古国早中期同时，但在他们活动的海岱和中原地区，还没有证据表明进入古国阶段，只有尧舜明确是进入了古国时代。《前中国时代》和《元中国时代》对此有详细的阐述。

至于您推理说，照我的写法，西周就是帝国了，大概是因为您没有看过我的《前中国时代》和《元中国时代》这两本书，误解了我的思想和逻辑概念。回答上一个问题时，我事实上也对这个问题做了回答。

李琳之著，商务印书馆，2021年9月

第五个问题，您说“你在第七章讲的是青铜鼎盛时代，我觉得讲的有理有据，它的这个型制、质量、数量等等。但是你没讲透啊，西周的青铜怎么样。你要交代清楚，整个中国的青铜史是多长。”

我在《晚夏殷商八百年》233页“青铜时代的巅峰”一节开头就提到了这个问题：“中国从公元前 2000 年左右进入青铜时代，历经夏、商、西周和春秋约 1500 年后，在战国时期进入铁器时代。早商处于青铜时代上升时期，而进入武丁所在的晚商前期后，则一跃而成为青铜时代的巅峰。”之所以没有讲西周的青铜是因为，这本书的叙述的时间范围仅限于晚夏殷商这八百年。西周的青铜是打算放在《西周史》中去讲的。

不知我的回答是否让您满意？如有时间，我一定会亲临府上，当面聆教。

最后，再次感谢张会长的光临指点。

顺问秋安。

晚生李琳之敬上

2022.10.8.

作者简介

李琳之，历史学者，出版有《中华祖脉》《家国往事》《祖先，祖先》等十余部著作。其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前中国时代：公元前4000?前2300年华夏大地场景》《元中国时代：公元前2300?前1800年华夏大地场景》和由研究出版社出版的《晚夏殷商八百年：大历史视野下的早中国时代》三部著作，构成了其从公元前4000至前1046年一个完整的上古史体系，是国内外第一套用考古学结合文献学揭示出黄帝至周初历史发展脉络的系列图书。

《晚夏殷商八百年》自2022年6月出版后，先后入选了长安街读书会2022年6月第5期好书、百道网2022年7月好书、中国出版集团2022年第4期好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网“社科好书”、好书等推荐榜单。